李稻葵（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60s要点速读：
1.人口不足以刻画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要素的基础，随着受教育水平、平均健康水平以及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到2050年总的人力资源，相当于今天的17亿人口当量，而不是14亿。
2.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理念：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必须承认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第二，一个市场经济运行得好不好，政府的行为至关重要；第三，一个好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它的好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一定是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在发挥作用，来不断的激励和约束政府的行为。
3. 市场是不可能提供百分之百的保险。疫情相当于一个大的冲击，冲击量太大了，个别企业不可能提供保险，任何企业提供这种保险，一定会亏本。怎么办？必须由政府干这个事，政府就是在疫情期间的保险者，提供保险。
正文：
大概四年前，2018年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发展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当时我们反复研究，反复研讨，我们感觉到中国的崛起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很多重大影响，包括西方很多的分析家、学者，他们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模式会对他们形成一种挑战。
现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什么？三句话，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必须承认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比如说像美国，38%的GDP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州政府参与再分配，法国是51%，这个数字比例是非常高的。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你要做任何一个开发项目，比如说你要盖一个楼，第一件事，土地必须要政府审批，必须要通过环保和土地使用转让的审批。政府的作用已经非常大了，这与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跟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时候的市场经济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一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好不好，能不能快速发展，能不能够不断保持平稳，保持可持续，不出危机，政府的行为至关重要。
第三，一个好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帮助市场经济发展，修正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各种问题的政府，它的好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一定是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在发挥作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各种制度发挥作用，来不断的激励和约束政府的行为。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税收体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它是以直接税为主，就是对个人征税，因此政府的一个激励是什么？我尽量要减少这个税收，每次一到竞选的时候，政府就会想方设法跟百姓承诺要减少税收。它的行为就是减少税收，在使用的时候，尽量朝着福利方面发展。对于企业的生存，一般关注得不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底特律，三大汽车厂过去几十年以来不断地走向凋零。当地政府，密歇根州政府和底特律市政府对于三大汽车厂的经营是不管不问的，对于三大汽车厂的关注程度还远不如对当地篮球俱乐部，棒球俱乐部，冰球俱乐部，橄榄球俱乐部的关心程度。
中国的税收体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以间接税为主，对企业征收。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比如上海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特别关注，为什么特斯拉能够在一年之内，在上海开工，背后一个重要的激励就是上海市政府看重了特斯拉未来若干年的税收收益。事实是签了一个对赌协议，如果你不给我交税，土地我会收回来，一般情况下不会违约的。税收体制一般认为是为了公共产品来筹资的，但大家忘记了税收机制实际上也是一个约束，或者是激励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第三个重要的理念。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与现有经济学有什么不一样？首先和绝大部分经济学分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不是一上来就假设政府是社会福利的代表者，不是政府政策一定是为社会福利最大化服务的，我们不做这个假设，这不一定符合实际，政府有自己参与市场经济的行为逻辑，这一点跟公共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在西方人搞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或者公共选择等领域里面，他们直接认为政府是一个违反经济行为的主体，因此要给政府划定边界。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它的行为是要经过仔细研究的。所以我们不是把政府和市场割裂开来，我们认为政府已经是市场的一个参与者，它的行为好坏需要去仔细的研究，这就是和已有学科的不同。
衷心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真正的打造成为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能够真正的包容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实践的新学科，同时反过来又能够帮助和指导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与开放。
社科院经济所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是中国重要的一个标杆性的经济学研究的基地，黄群慧所长作为经济所的领军者，他高屋建瓴的把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做了一个梳理。特别重要的一点，他谈到了从2022年到2050年，近30年我们国家可能发展的一个路径，提到了2050年中国人均GDP大概能达到美国一半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前瞻性的预测值。
我们和传统研究内容有点不同，我们考虑了人力资源这个概念，而不是人口的概念。我们认为人口不足以刻画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要素的基础，我们应该考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平均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的因素。首先，我们发现到2050年，总体的人力资源还在不断的上升。如果按照2020年的人口当量算，到2050年总的人力资源的当量，相当于17亿人口，而不是今天的14亿。主要原因是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我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如果中国能够付诸于更加灵活，完全尊重个人自愿的退休制度，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上升。所以我们得出来的判断，比黄所长的判断还稍微乐观一点。
房宁所长是中国社会社科院政治所的原所长，是我们国家政治学研究方面的大专家，他从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去仔细回味，仔细的消化。他说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正在重构，他提出了自己新的观察，他认为这一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今天三位诺奖得主的观点非常有意思，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是数学成长背景，他是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系和经济系联合培养的博士，在学术界成名非常早，他是50后，在诺奖得主中是非常年轻的。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阿罗，于1973年得了诺贝尔奖，埃里克·马斯金是2007年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有师承关系。
埃里克·马斯金主旨演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货币表面上看是一个交易的中介，谁都可以提供，你可以弄一个计算机，可以自己弄一张纸，古代私人银行可以去印一张纸。埃里克·马斯金讲现代社会，货币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因为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太重要了，如果这个货币，政府不去管它，势必对市场经济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观点非常重要，非常简单，非常犀利。货币是政府提供的服务，为什么比特币不行，因为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一个政府来提供服务，不能够按照经济的波动去对冲，也不能被银行体系监管，这个观点非常简单、非常重要，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还要进一步的深化，这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一个很典型的应用。
让·梯若尔是法国人，53年，也是天才型的学者，他最有名的一个传说，当年他在MIT当教授的时候，很多博士生要跟他写论文，第一天给他的论文初稿，不管多长，多复杂，第二天就给你反馈了，那个时候没有电邮，他会通过电话告诉你，是一个工作效率非常高的诺贝尔经济学的学者。效率高，意味着多产，他是经济学最多产的几位学者之一，仔细地分析了不同类型政府的组织，以及政府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等。其中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观点，他认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央行一般来讲是比选出来的政治家可能会效率高一点，因为他更专业，不受短期的一些选民情绪波动的影响，但是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观点，他说独立的政府机构，如果想要运营得好，人的素质很重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演讲，按中国的说法，他虚岁80岁了，但是仍然精力旺盛。他是保罗·萨缪尔森的学生，还是同乡，是印第安那北边的一个城市，交通很发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保罗最得意的门生，当年保罗的论文集都是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收集和整理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中国非常了解，也非常理解中国，对中国政治改革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情况，他在国际上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对中国的经济也做了很多的梳理。他长期一贯的观点，他说市场是有失灵的，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以价格机制往往是失灵的，比如说贷款，如果提高利率，反而会使得那些高风险，甚至不想还款的借款人跑来找银行，所以光靠利率不能解决贷款市场和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他反复强调市场失灵。
关于新冠疫情下政府该如何应对，他的一个突出观点是新冠肺炎突出的显示了一个问题——市场是不可能提供百分之百的保险。疫情相当于一个大的冲击，冲击量太大了，个别企业不可能提供保险，任何企业提供这种保险，一定会亏本，大家也不相信这个企业，不可能去买这个保险。怎么办？必须由政府干这个事，政府就是在疫情期间的保险者，提供保险。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最新的一个观点。政府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面临最大冲击的时候，像疫情时候的保险提供者，因此政府必须干很多的事情，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来关注。
总的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我们坚定地认为是下一阶段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发力的一个点，期待着大家对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给予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支持。
（整理自李稻葵于2022年4月26日在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